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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新中国与知识产权 共议专利法实施与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时间:

2017年08月13日 09:00 ~ 2017年08月13日 17:00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吉杨路639号嘉兴市豪仕登大酒店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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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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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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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主办,嘉兴市法官协会、北京阳光知识产权与法律发展基金会协办,知产力、知产宝、知产林作为媒体支持的第五届创新中国与知识产权论坛暨专利法实施与完善研讨会在嘉兴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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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论坛上,数十位专家、法官及企业代表,围绕着“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规则”“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问题”“专利法实施的其他问题”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郭禾作为开幕式主持人,感谢与会嘉宾对此次论坛的大力支持,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致辞表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应向健介绍了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随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宿迟作为主旨演讲人,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出发介绍了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在司法界存在的理念上、制度上、机制上和一些路径、措施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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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持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杨健民的引导下,嘉宾们就专题一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刘建红表示可以参照许可使用费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该方法与实际损失、侵权获利确定方法相比更便捷,又比法定赔偿确定方法更客观,更接近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但由于许可贸易不发达,证据获取困难、法规规定的限制、缺乏详尽细致的审查方法、证据规则的运用观念和体系没有建立等原因,现在司法适用较少。其建议取消适用顺序的限制,将此种方法与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并列,由当事人进行选择适用,并取消合理倍数的提法,扩大适用范围;明确假定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规定;建立和运用证据规则和计算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冯晓青教授从市场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实际损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侵权的产品市场落入在权利人的产品销售范围之内被告和原告两者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其次,侵权的行为产品不在原告现有的专利产品的销售范围之内;再次,侵权的行为产品部分落入原告现有的专利产品的销售范围之内。对于实际损失的计算,冯晓青认为一方面基于市场价值的侵权违法所得计算,另一方面可借鉴美国的专利侵权赔偿,通过专业的资深的无形资产评估公司提供的计算材料作为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李琛教授分享了她对专利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思考,其认为司法实践中难以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在损害赔偿方法的选择上不应有顺序,司法保护的重心是保护权利人,因此只需权利人举证即可。此外,无论选择什么方法都因考虑因果关系。赔偿的主要功能是预防侵权和避免诉讼,这方面的重点应是完善程序,建构发现价值的正当性规则。

    西南政法大学邓宏光教授通过比较专利法与商标法条文中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从损害赔偿的计量规则、过错(社会危害性)对损害赔偿的影响、对以损害赔偿代替停止侵害的影响三个角度谈了技术和标志对损害赔偿数额确定规则的影响。

    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任新鑫首先介绍了目前损害赔偿存在的法定赔偿的适用比例过高等问题,随后介绍了专利侵权案件中专业性问题的查明机制,其表示查明机制在技术问题查明方面,目前已有较大发展,但也仍需完善。她建议借鉴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引入损害赔偿事实查明中。

    与谈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王静和浙江大学张谷教授对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王静表示知识产权的赔偿问题是长期困扰知识产权审判的问题,处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还应运用填平原则。而对于是否在专利法中引进惩罚性赔偿,其同意邓宏光教授观点,由于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存在不同,应慎重考虑。张谷认为从民法角度看,如果专利本身价值不好计算,质押价值也不好计算,侵权人的获利可以从无因管理或是不当得利方面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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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专题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刘军华主持,四位演讲人和两位与谈人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规制问题各抒己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焦彦介绍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专利与技术标准之间的关系。其认为判断是否属于标准必要专利是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第一步,其具体判断方法与侵权判定相同,但比对对象为具体的专利权利要求与技术标准,一般无需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此外,实践中权利人所述的“标准必要专利”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审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祝建军认为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和司法实务都要求FRAND谈判机制的建立,该谈判机制不仅能进行事前预防,还有利于事后救济。但FRAND谈判机制的建立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标准必要专利的审判是一个NPE和实施主体之间的审判;2.标准必要专利实力不相当主体之间的交叉许可;3.标准必要专利实力相当主体之间的交叉许可是所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实现预防和事后解决纠纷的关键。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知识产权官申楠通过产业实践案例的比较,对SEP诉讼中如何适用可比协议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认为可比协议可在其他许可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解决固定许可费换算、交叉许可、许可+转让、多标准的专利价值拆分等问题。我国若适用可比协议,应确定适用场景,遵循以证据为导向,尊重产业实践的基本原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IPR业务规划与发展部部长温孟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发表了其对SEP的司法政策选择的看法。其认为随着产业格局向中国转移,司法系统应积极作为,重构西方价值高、中国价值低的知识产权价格体系,营造与高科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大趋势相匹配的知识产权司法环境;建立以禁令救济为威慑手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司法保护给予权利人回报的程度应以补偿创新研发为主要目的,避免非研发NPE将中国作为主战场,保护实体产业发展。

    立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冠斌简述了禁令之诉与许可费之诉之间关系,其认为就标准必要专利而言,权利人请求禁令乃至法院颁发禁令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双方协商。就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而言,专利权人均在标准组织承诺了FRAND义务,即可以推定专利权人是同意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的,需要解决的纠纷仅仅是许可条件。如果就双方有关许可条件的争议,专利权人已经提交法院裁决,则显然不存在需要法院再处理其停止所谓侵权行为主张(禁令)的必要性。如果一方已将许可条件争议提交法院裁定,而又不撤销之前提出的禁令之诉,则会导致另一方在许可费率诉讼之中,同时处于禁令之诉的压力之下,这恰恰是违反了FRAND原则的。故24条第2款和第3款无法同时适用,

    随后,会场进入与谈环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负责人谭海华和深圳大学法学院朱谢群教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谭海华认为司法解释第24条这个问题要回到一般专利侵权中去分析,看专利是否稳定有效,是否实施,是否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等,回到原点去看,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朱谢群则表示我们要以平常心去看待标准必要专利,对这个问题更应谈政策而不是谈操作。我国的政策其实已经跟随了世界先进的脚步,目前中国的司法环境可以让产业放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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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咸胜强主持下,与会嘉宾们就专题三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李红建根据其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细化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思路:以整体视觉效果作为近似性判断的落脚点,但需以允许被诉产品存在合理规避设计为前提,通过引入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找出专利的授权性设计特征(对应于创新标准中的创新设计特征),再进一步比较专利与被诉产品的外观差异,找出被诉产品上的借鉴性设计特征和规避性设计特征,最后通过比对借鉴性设计特征和规避性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影响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构成外观近似。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陈小珍分享了其审理外观设计专利案件的心得。其表示对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可专利性审查”,目前一般采用迂回的方式不保护缺乏专利性的专利,但之后民事诉讼中对专利有效性的审查会增多,途径也会越来越多。此外,民事案件中对行政执法证据的审查也会加强,民事裁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行政执法标准(比如侵权的认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张晓津通过介绍江苏高院烧烤炉折叠架案、三菱铅笔案、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高仪诉健龙卫浴外观设计案等案例,提出了实践中如何解决外观设计专利和设计要点的问题。

    众达(Jones Day)律师事务所顾问周云川介绍了确认不侵权诉讼的设置目的、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该制度的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确认不侵权诉讼是一种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设置的制度,为了平衡权利人和被警告人的利益,既防止权利人滥用警告,又防止被警告人滥用确认不侵权诉讼,专利司法解释规定了警告、催告和等待期三个要件。然而在实践中,对于这些要件如何适用,如何确定管辖,如何审理等,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周云川认为应该坚持确认不侵权诉讼的两个价值导向--消除不确定性并追求经济效用,严格执行司法解释的三要件要求,在管辖和审理以及最终责任等方面增加确定性,避免滥用确认不侵权诉讼,尽量引导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解决争议,让确认不侵权诉讼回归本意,更纯粹一些,防止制度异化。

    与谈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李剑和远见创新研究院院长余晖相继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李剑表示外观设计专利的判断应尽量在操作方法上给予比较清晰的路径。余晖认为著作权和专利权交叉情况多,对于著作权案件的权利人同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案子,应如何确定侵权责任,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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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专题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高级法官于军波主持,讨论的主题是专利法实施的其他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教研室主任张广良就诚信原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展开演讲,其认为专利法修正草案增加诚信原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也是诚信道德准则法律化的演进。他表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强化诚信原则的适用,唤醒“睡眠条款”,且诚信不仅仅针对诉讼参与人,也是对当事人和法官的要求。

    中南大学何炼红教授从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的现状、行政执法中遇到的障碍等方面介绍了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其认为行政调解协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 由于管辖权的障碍问题,申请确认的数量不高;2. 行政调解协议本身不规范,缺乏可执行条款;3. 当事人意志可能会转移;4、部分行政调解中当事人的委托手续不规范。5、行政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法律依据有待强化。建议专利法对行政调解应赋予同等条件,明确司法审查的程序。

    柳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祥从代理律师的视角对中国专利侵权诉讼证据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1.原告应在有限的期限内向被告披露自己控告对方的具体权利要求和侵权指控。2.具体规定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3.具体规定涉及保密证据的证据交换方式。4.具体规定延期举证、二次举证的申请条件。5. 具体规定法院调取证据、法院令提交证据的申请条件及相关证据的交换方式。

    与谈环节,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徐俊和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汪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徐俊表示,三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将司法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发挥作用。其认为大量纠纷的良性解决机制不应该通过司法解决,更应该交给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发挥司法主导作用中更重要的是要强化司法资源的保障。汪泽对专利法和商标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其表示诚信原则对于违反原则取得的商标权如何惩罚也是一个突破口。但商标法中关于商标法数额的调解,不太适合引入行政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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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郭禾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知识产权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学龙也作为论坛总结的主持人,向各位到场的与会嘉宾表示感谢,称许大家的精彩发言使得本次会议成果颇丰。